接力托举“中国饭碗”的湘东力量
”
霜降过后，北纬18度以南的海南岛，暑气不减丝毫。“亩产量约180公斤，去年获得第四届‘海南好米’金奖。”在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江西萍乡市杂交水稻制种协会会长张海峰站在农田间，向记者介绍正在收割的“美两优秋香”水稻种子。
今年46岁的张海峰，来自萍乡湘东区排上镇排上村。1993年，不满16岁的张海峰跟随伯父来到海南。
一晃30年过去，他已从当初的少年变成中年大叔，过着像他伯父、父亲，以及村里大部分男人那样的生活：一辈子，就干水稻南繁制种一件事。
湘东有着近半个世纪水稻南繁制种史。
每年都有数千名农民，像候鸟一样，在头年的11月到次年的6月，从家乡飞往海南，来到三亚、乐东、陵水、东方等地的制种基地，从事水稻制种工作。
如果说，育种专家是设计师的话，湘东这支庞大的南繁候鸟大军就是工程师，他们推动着实验室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守护“中国饭碗”默默耕耘。
张海峰查看水稻。
创业：为水稻南繁制种奠定基础
“我没有什么本事，这辈子只想着怎样把田种好，做到大家都有饭吃。”时隔40余年，回忆起20世纪60代到70年代初，身边那些忍饥挨饿的场景，80岁的张理高仍酸楚不已。
杂交水稻育种是个漫长的过程。培育一个水稻品种要经过5-8代，而在海南的三亚、乐东、陵水等地，得天独厚的热带农业资源，能缩短农作物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育种周期。
1972年，为解决粮食不足问题，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市响应国家号召，派出成千上万的制种队伍，到海南建设繁种基地。
1973年，一条让萍乡农民振奋的消息从海南传来：由颜龙安率领的萍乡南繁科研团队，在全国率先实现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
消息很快传到排上公社，随之带来的还有几十斤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种子。张理高从公社领回一斤种子后，立即进行试种，到收割的时候，测得产量比当时推广的种子产量增加了近40%。
“增产40%啊，激动得我立马就想去搞制种了。”张理高说。1975年秋，当萍乡市组织各公社队员去海南学习杂交水稻制种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海南的征程。
张理高回忆第一次到海南的情形：坐火车，坐船，坐汽车，连夜赶路，走了七八天才来到待开辟的生产基地——崖城宝港公社。
“初到海南，大家都觉得苦，但我不觉得苦，只觉得日子很有希望。”张理高说，想着能把产量搞上去，把更多高产种子送到农民手里，觉得一切都值得。
边生产，边学习，为方便随时可以观察水稻，张理高在田埂上搭起简易木棚。在反复观察中，他掌握了水稻生长规律，并摸索出提高产量的关键技术。在他负责的100多亩农田中，亩产量从最初的40多斤，到第三年突破300斤，创出全国南繁育种新高。
但1981年秋天，当全国农村分田到户的时候，各地的制种队伍陆续撤出海南，张理高带去的十几个队员也开始打退堂鼓。
为稳定人员，张理高提出“四保一定、按比例分成”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即保队员的基本工资、生产生活费用、旅差费、医疗费，按组合定产，超产部分队员分成。
在这项机制激励下，湘东南繁人员有增无减，到90年代，队伍达到6000多人，育种面积逐步扩大。
看到湘东南繁人繁制的杂交水稻种子产量高、质量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全国各地的杂交水稻专家纷纷来邀请湘东南繁队伍帮助繁制杂交稻种。
张理高开先河，与省外的种子公司订立产销合同，“萍乡牌”的杂交水稻良种辐射的市场越来越广。
“父辈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技术，为水稻制种取得稳产、高产、优质成果奠定了基础，也为湘东南繁制种闯出一条路。”张海峰说。
年轻时的张理高。
壮大：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理高等第一代南繁制种人已经从当地农户手中流转农田接近10万亩——这几乎是海南适宜水稻制种的全部农田了，然而国家对水稻制种的需求还远远得不到满足，开荒拓土势在必行。
在乐东县乐罗镇的滨海农田，3月份播种的5000个样本海水稻有的已经长成金黄，有的还是“愣头青”，这是由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试验项目。“这一片常规稻试验田有55亩，亩产量预计在千斤以上。”公司负责人王仕明介绍。
在中国，有近５亿亩盐碱地，含盐度在2‰—6‰之间，在传统农业中无法利用，如果能培育出能在盐碱地里正常生长的水稻品种，将为缓解粮食短缺起到重要作用。海南有滨海盐碱地约百万亩，这些原本不具备种植农作物能力的土地，无疑是最好的耐盐碱水稻试验基地。
“海水稻—中国新饭碗”项目已有30多年的研究和产业推广基础，全国有十多个省份建有海水稻基地。
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多年研发改良，使海水稻亩产量从最初的100多公斤提升到540余公斤，这意味着水稻有望利用边际海水，实现规模化生产，给国家“藏粮于地”战略提供新空间。
数十年来，湘东的制种大户累计改造撂荒低洼、贫瘠、盐碱土地近10万亩。到2023年，湘东南繁制种面积达到17万亩，占整个海南省水稻制种面积的90%以上。
随着制种规模的扩大，产业化势在必行。
1999年，29岁的王仕明放弃稳定的国企工作，从中国银行萍乡分行辞职来到海南。从小对种子就有种莫名亲近感，他一心想像父亲那样，在海南岛上做个种田的农民。
25年后，王仕明的水稻南繁制种基地扩大到两万多亩，成立了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有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和烘干加工中心。
几年来，公司每年为南繁制种提供社会化服务面积达6万亩，代繁代制优质高产水稻品种30多个，筛选出九九新香、寿乡1号、美两优秋香等多个品种获“海南好米”金奖，“海水稻-中国新饭碗”项目获得海南省科技厅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同时，还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合作，参与了袁隆平院士提出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项目。
在海南，像王仕明这样的湘东制种大户有100余个，上规模的湘东制种企业15家。历经40多年，湘东南繁制种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从业人员近万人，每年培育的品种达200多个，为国家提供合格种子总量在2300万公斤以上。
如今，湘东南繁制种队伍已成为一支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经营集约化、管理科学化的杂交水稻制种专业大军，建立了从品种选择、种植规模、加工储藏到大米产品销售全覆盖的标准化体系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王仕明在试验田撑起防鸟网。
升级：形成“育繁推服”全产业链
随着国家种业振兴行动的推进，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频繁在海南进行南繁科研活动。这些科研活动需要从当地农户手上租赁土地，聘请当地农民开展田间生产活动——这些试验室之外的工作，很多就给了湘东南繁大军。
推动南繁从事业变产业，实现科研成果在当地转化应用。王仕明、戴扬、张少虎等湘东南繁制种大户，将企业生产与科研院所、种子企业联姻，为实验室提供土地流转、土地平整、地力培肥、耕种管收、包装封存、田间数据收集、仓储物流、代繁代制及科研后勤保障等专业服务，让科学家从繁琐的田间劳作活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放在实验室。
就在张海峰来到海南的同年，排上镇北村同样16岁的戴扬也跟随制种大军来到海南。从辨别水稻和稗子开始，到学会了种田的全套活计。
2004年，戴扬以打造南繁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南繁科研成果转化为发展目标，成立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海南广陵高科参与建设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安马洋）配套服务区，完成建设涵盖南繁公共实验室、南繁服务中心、南繁论坛永久会址、院士专家综合楼、种质资源交易中心等内容的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
同时，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合作成立了3个院士工作站，与海南大学、海南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百余家科研院所和种业公司建立合作，组建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
近年来，海南广陵高科以“菜单式、订单式、保姆式”南繁服务模式，每年为来自湖南、湖北、浙江、辽宁等全国近300余家单位提供南繁科研服务，提供南繁劳务用工约60万人次。
承担并完成国家、省重点科研项目35个，获得专利技术42项，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并享有自主知识产权农作物品种24个。培育出粤优8306、特优106、俏红3号等50多个水稻品种，得到示范推广。
“南繁制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从原来分散、各自为战的传统模式，进入到集约化、园区化、标准化、信息化时代。”戴扬说，推动南繁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湘东南繁人打造出了一条优质的“育繁推服”水稻全产业链。
海南省三亚市南繁育种基地，在袁隆平院士曾经工作过的水稻试验田，南繁育种工作者正对成熟的杂交水稻进行抽种。图源视觉中国